被拐入诈骗园区的年轻人：从“高薪工作”到贷款泥潭

马某原本只是想找一份工作。有人告诉他，境外有一份“高薪客服”的岗位，包吃包住，月入过万。他没有多想，跟着对方安排的路线出了境。等他意识到不对劲时，人已经被带进一处围墙高耸、门口有人看守的园区。手机被收走，身份证被扣下，所谓的“客服工作”，其实是照着话术本给国内受害人打电话、发信息，诱骗对方转账。马某后来回忆，进入园区的第一天，他就明白自己走不了了。

“高薪招聘”背后的陷阱

马某的经历并非孤例。近些年，一些不法分子以“境外高薪”“轻松赚钱”“包机票食宿”为诱饵，专门物色急于求职的年轻人。一旦受害人出境，往往会被直接送入电信诈骗团伙控制的园区。园区内部分工明确，有人负责培训话术，有人负责看管“新人”，有人负责对接资金通道。马某说，刚进去时他被要求背熟一整套剧本，从冒充客服到诱导投资，每一步都有固定说法。完不成“业绩”，就要挨罚；想离开，则被要求先交出一笔“赔付金”。

从受害人变成“工具人”

在园区里，马某的身份很尴尬。他既是拐卖的受害者，又被逼迫参与诈骗。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，业绩不达标就会被罚站、罚跑，甚至被关进小黑屋。他见过有人因为试图逃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也见过有人被转卖到其他园区。马某说，那种环境下，人很容易麻木，“你不想骗人，但你不做，受苦的就是自己”。他一度被迫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、绑定银行卡，为团伙的资金流转提供便利。这些操作，后来成了他难以摆脱的麻烦。

“赔付金”如何变成贷款窟窿

真正把马某拖进深渊的，是所谓的“赔付金”。园区方面称，马某出境的路费、食宿费、培训费都要由他承担，加上“违约罚款”，一共要他赔付数万元。马某拿不出钱，对方便“指导”他网络平台借贷。由于身份证和手机都在对方手里，贷款流程被安排得很快。第一笔钱到账后，直接被园区收走。此后，每当有新的“费用”产生，他就被要求再借一笔。利息越滚越高，还款日期一个接一个。马某说，自己连借了哪些平台、欠了多少钱都记不清，只知道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还钱。

被控制的手机与身份

马某的手机被园区统一管理，通讯录里的亲友成了团伙评估他“价值”的依据。对方曾多次让他以“出事了急需用钱”为由向家里要钱，马某不肯，就被罚不许吃饭。更让他后怕的是，他的身份信息被用于注册多个网络账号，部分账号还绑定了银行卡。即便后来有机会离开园区，这些账号和贷款记录仍然留在他名下。他担心自己会被当成诈骗参与者追责，也担心征信受损后再也借不到钱、办不了卡。这种身份被“借用”的无力感，比挨打更让他难受。

逃离之后，债务仍在追

马某最终在一次园区转移人员的过程中找到机会脱身。他辗转回到国内，本以为噩梦结束，没想到真正的压力才刚开始。催收电话很快找上门来，有的语气强硬，有的威胁要联系他的家人和单位。马某不敢接陌生号码，也不敢跟家里细说。他尝试向平台说明自己是被胁迫借贷，但流程复杂，举证困难。由于部分借款确实打到了他名下的账户，尽管钱被园区拿走，债务关系却落在他身上。他找过几份工作，都因为征信问题和催收干扰没能做长久。

法律边界与维权难点

从法律上看，被拐卖、被胁迫参与诈骗的人员，其责任认定需要结合具体情节。马某被迫使用自己身份注册账号、借贷的行为，是否构成犯罪或需承担民事责任，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其受胁迫、受控制。现实中，这类案件取证难度不小：园区多在境外，证据留存困难；受害人与团伙之间往往只有口头威胁，缺乏书面材料；贷款平台则更关注合同和资金流向。马某的遭遇提醒人们，一旦陷入类似处境，应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保留通话记录、转账凭证、聊天记录等材料，并主动说明被胁迫经过，争取依法认定和处理。

谁来堵住“被贷款”的漏洞

马某的债务泥潭，暴露出多个环节的漏洞。招聘环节，虚假“境外高薪”信息仍能社交平台传播；出境环节，一些人被组织者以旅游、务工名义带出，缺乏有效拦截；金融环节，部分网络借贷平台审核不严，仅凭身份证和人脸识别就放款，给被胁迫者留下风险。要减少类似悲剧，既需要加大对跨境电信诈骗和人口拐卖的打击力度，也需要平台在放贷时加强异常交易识别，更需要求职者对“境外高薪”保持警惕。马某说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债务理清、把征信修复，重新找一份踏实的工作，“再也不信那些天上掉馅饼的事了”。